近年来,输尿管软镜辅助工具的出现、光纤技术的发展、主动弯曲功能的设计以及工作通道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输尿管软镜技术在上尿路疾病诊治中的应用价值,使之成为一种有效、可重复、微创的上尿路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输软管软镜手术适应证治疗上尿路结石 目前上尿路结石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体外冲击波碎石(ESWL)、经皮肾镜取石术(PCNL)、输尿管软镜取石术(URL)。其中体外冲击波碎石治疗肾结石特别是对于直径小于2cm的肾结石,具有碎石效率高、损伤小、并发症少、住院时间短、费用低等优点,曾被认为是治疗直径小于2cm肾结石的首选。但结石位置、结石大小及患者体型等诸多因素均可影响其碎石效果,导致碎石失败,且多次碎石会对肾脏造成一定的损伤。而经皮肾镜取石术治疗上尿路结石虽然疗效确切,但可能造成漏尿、大出血、血气胸、周围脏器损伤等严重并发症,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肾切除甚至死亡。 输尿管软镜技术不仅具有体外冲击波碎石损伤小、并发症少等优点,而且具备经皮肾镜取石术疗效确切的特点。相关研究表明输尿管软镜治疗直径小于2cm的肾结石和经皮肾镜取石术疗效相似,且术后血尿、疼痛等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降低。对于直径大于2cm的肾结石,近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设备的改进,国内外也均有使用输尿管软镜进行处理的相关报道,而且因输尿管软镜技术的微创特点,决定了其可分期处理较大的肾结石。Alberto Breda等研究输尿管软镜联合钬激光治疗直径大于2cm的肾结石,结果表明一次结石清除率仅52%,二次术后结石清除率可达85.1%。对于x线阴性结石、极度肥胖的患者、孤立肾肾结石、严重脊柱畸形的患者、异位肾肾结石、建立经皮肾镜通道困难的肾结石等不能通过体外冲击波碎石和经皮肾镜取石术处理的上尿路结石输尿管软镜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另外也有研究表明对于合并出血性疾病的上尿路结石患者,可采用输尿管软镜处理结石,且合理使用输尿管软镜并不会增加患者出血的风险。 目前我院采用的是Olympus最新一代超清电子输尿管软镜,配合200μm钬激光软光纤,对上端输尿管及肾内结石清石率高。对小于2cm的结石或大于2cm但质地松脆的结石,首次清石率可达到90%以上。对大于2cm或较复杂的结石必要时可选择分期处理或联合经皮肾镜碎石取石。
近年来,随着泌尿系结石患者的增多,经常会碰到做完结石手术的患者,由于各种原因,忘记拔除双“J”管。这种情况,往往会造成后续治疗的困难,在这篇文章里,介绍晚拔或者不拔双“J”管的危害。1、结石术后为什么要放双“J”管? 结石手术,往往会产生大量结石碎屑,如果不放置双“J”管,会出现“泥沙俱下”的情况,堵塞输尿管,甚至造成“石街”,造成肾积水以及肾绞痛,当置入 双“J”管后,结石碎屑会沿着双“J”管旁的间隙“排队”排出,所以,放置双“J”管的一个原因是要利于排石并防止出现“石街”。另一方面,涉及到输尿管的手术往往会造成输尿管水肿,某些结石长期刺激输尿管易出现炎症,可能造成输尿管狭窄,放置双“J”管就能起到支撑的作用,有效防止上述问题。2、双“J”管是由什么材料制成的? 早期的双“J”管是由橡胶制成,缺乏组织相容性,之后经过不断改进,制成硅胶材料的双“J”管,提高了组织相容性,减少了对输尿管的刺激,延长了可放置的时间,随着材料工程的发展,现在许多双“J”管都是由高分子聚合材料制成,表面有特殊涂层,轻微刺激输尿管,光滑的表面也避免尿盐沉积形成结石。3、为什么要拔除双“J”管? 虽然随着材料的日新月异,双“J”管的制成材料也在逐步改进,但就目前使用的双“J”管来说,对于人体仍然相当于异物。由于尿液具有明显的腐蚀性,日积月累,会对双“J”管产生侵蚀,早期曾经有报道部分双“J”管有断裂的现象。另一方面,双“J”管的表面涂层被破坏后,尿液中含有的大量盐分会附着其上, 逐渐形成结晶、结石,会造成对周围组织的严重刺激,更有甚者,大量的结石形 成,会造成的无法拔出。4、不按时拔除双“J”管会有什么后果? 现实情况下,由于各种原因,许多患者未能按期拔除双“J”管,造成了后续治疗的诸多困难。临床中,我们见过术后1年、2年、4 年未拔除双“J”管的患者,检查后发现大量的附壁结石形成,双“J”管已经完全堵塞,造成肾积水,根本无法使用常规方式拔除。在以往,这种情况都需要开刀手术处理,现在我们使用输尿管软镜联合输尿管硬镜,采用体内激光碎石的办法,击碎附壁结石,上述患者均成功拔除双“J”管。5、放置双“J”管后应该注意什么? 既然放置双“J”管是结石术后的常规的治疗措施,那么我们就应该了解并正确面对它。放置双“J”管后,多数患者会有不同程度的不适感,主要表现在憋尿的时候腰痛,小便到最后尿痛,经常有想小便的感觉,活动的时候间断会有血尿发生,这些都与双“J”管的刺激有关,建议双“J”管未拔除期间,要多饮水, 避免过度憋尿,避免剧烈运动和深度弯腰,必要时可以进行相应的对症治疗。另一方面,病人及家属一定要定期复查,牢记双“J”管的最长放置时间,适时拔除,有问题及时与主管医生联系。
一、进行盆底肌锻炼的意义盆底肌锻炼主要是一种辅助控尿的方法,盆底肌肉运动的目的是锻炼和强化支撑尿道、肛周及女性患者子宫和尿道周围的肌肉。正确和规律的锻炼能有助于患者更好地控尿,这项运动对于促进性生活也有一定的帮助。二、哪些患者需要进行盆底肌锻炼?压力性尿失禁的患者及某些术后患者,比如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后及尿道成型手术患者等,应在医护人员指导下进行锻炼。三、如何进行盆底肌锻炼?1、盆底肌锻炼以收缩肛周为主要内容,包括快速收缩和慢而强有力的收缩;每天应进行3-4个回合,每个回合进行慢而强有力的收缩及快速收缩各25次(也可根据个人情况,收缩到感到乏力即可),同时交替进行。2、自我鉴别盆底肌肉的位置方法一:排尿时提肛,如果能减慢并停止排尿,你就用对了肌肉。方法二:将食指插入肛门或阴道3-5cm,收缩盆底肌肉,若手指有被挤压的感觉就表示用对了肌肉。四、盆底肌肉锻炼时应注意的问题有哪些?1、这项练习在家里、办公室及户外均可进行,可采取卧位、坐位或立位。2、练习时,不要收缩腹部、臀部及四肢的肌肉,不必屏住呼吸、捏紧拳头或咬紧牙关,以达到轻松锻炼的目的。3、不正确及多度的练习会导致盆底肌肉疲劳而不利于控尿。这种练习至少需要4-8周以上才能达到一定的功效,老年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练习应持之以恒,因为一旦停止练习,有可能使症状重复出现。掌握了正确的锻炼方法,加之持之以恒的练习,相信您一定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加油!!!祝您早日康复!!!本文系吴帅医生授权好大夫在线(www.haodf.com)发布,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在美国,前列腺癌是男性肿瘤相关死亡率排名第二的恶性肿瘤,尽管它的发病率在各地不尽相同,但仍在全球致男性肿瘤相关死亡疾病排行榜中占据第六的位置。前列腺癌筛查包括经直肠指检(digital rectal examination, DRE)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specific antigen ,PSA)检测,异常的筛查结果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前列腺穿刺活检以明确诊断,经直肠超声(transrectal ultrasonography, TRUS)引导的前列腺穿刺活检是2015年欧洲泌尿外科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Urology,EAU)前列腺癌诊疗指南推荐的标准方式。1989年Hodge教授提出了传统的6针法穿刺,随后逐渐演变为8针,近数十年里已有一系列临床数据证实更多的穿刺针数能提高前列腺癌的诊断率,但是穿刺是一种侵入性检查手段,本身也有一些并发症,如血尿、血性精液、排尿困难甚至感染、发热、尿储留等严重的不良反应,所以增加穿刺针数的同时也会增加相应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伊朗学者Ghafoori M今年报道了一项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的结果,评估前列腺TRUS引导穿刺活检6针法、12针法和18针法的肿瘤诊断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以探求最优化的穿刺针数。研究共入组了180例筛查发现DRE异常和/或PSA升高的患者,随机分为三组分别接受6针法、12针法、18针法TRUS引导前列腺穿刺活检。三组样本间的年龄、PSA水平分布均衡,由同一名影像科医师行前列腺穿刺术,术后48小时候随访患者尿路感染及排尿困难的症状。 结果显示三组(6、12、18针法)TRUS引导下前列腺穿刺活检的肿瘤检出率分别为13.3%(8/60)、35%(21/60)和40%(24/60)。两两对比发现6针法和12针法、6针法和18针法组间的肿瘤诊断率存在统计学差异,P值分别是0.006和0.001;但是12针法和18针法两组患者间的前列腺癌诊出率没有显著差异(P=0.572)。感染是这项研究中被评估的重要不良反应之一,在6、12、18针法组中分别有17例(28.3%)、23例(38.3%)和35例(58.3%)患者发生穿刺术后感染,6针法和12针法组间患者感染的发生率没有统计学差异(P=0.254),但18针组的感染发生率显著高于12针和6针组,P值分别为0.028和0.001。 前列腺活检穿刺是现阶段唯一能在术前确诊前列腺癌的方法,1990年代早期以6针法为标准操作,但由于较高的假阴性率,1990年代后期学界提出了增加穿刺针数能提高活检诊断率的假设。关于TRUS引导下的前列腺穿刺活检最佳针数一直没有明确的结论,学者们也在不断探索平衡诊断率和安全性的最佳穿刺针数。这个研究的结论认为TRUS引导下前列腺穿刺活检的最佳方案是12针法,虽然该研究总体样本量较小,但是排除了其他可能造成诊断偏倚的主要因素,如患者的年龄、PSA水平以及不同医师穿刺操作的差异,前瞻性比较了肿瘤诊断率和术后并发症的组间差异,所以研究的结果具有一定循证医学的证据效力。2015年EAU指南认为基线前列腺活检6针法穿刺并不足够,建议体积在30-40ml的前列腺体至少采用8针法穿刺,10-12针是指南推荐的数量,并且不推荐超过12针的穿刺。相信通过越来越多设计合理的临床试验的验证,参照国际权威指南及时更新的建议,临床医生会在穿刺活检的检出率和安全性间找到更为理想的平衡点。
前列腺癌严重威胁着男性的生命健康,自199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男性前列腺癌的死亡率就处于高位,而1997~2007年的10年间前列腺癌的死亡率下降了约35%,这一现象部分得益于治疗方法的改进、内分泌治疗的早期运用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但归根结底是以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PSA)检测为基础的大规模人群前列腺癌筛查从本质上改变了前列腺癌的诊断率和死亡率。虽然亚洲国家的前列腺癌发病率低于欧美,但是近年来却呈快速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亚洲地区的PSA筛查相较美国和欧洲国家而言仍处于低覆盖水平。 基于普遍人群推行PSA筛查的目的之一是在早期阶段诊断肿瘤以争取根治性治疗的机会。JUA(Japanese Urological Association,日本泌尿学会)的全国性调研显示从2000年到2004年,登记诊断的前列腺癌患者中的转移性疾病的患者比例已经从21.3%下降至11.6%,说明PSA筛查改善了前列腺癌的早期诊断率,在一个地区开始开展PSA筛查后前列腺癌初诊的患者会出现向“良好”疾病阶段的切换现象。其实日本现行的PSA筛查远不如西方国家普及,数据显示日本每年的PSA检测率仅为0.54%-1.13%,远低于ERSPC研究中报道的每年9.6%的检查率。相比日本,中国的PSA筛查普及率更不乐观,有限的数据显示中国筛查人群中确诊前列腺癌的患者中转移性疾病比例为26.1%,中国本地的文献报道总体人群初诊时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的比例更高达68%,说明由PSA筛查带来的肿瘤初诊“良好”疾病阶段的切换现象还未发生,所以在这些国家广泛开展PSA筛查有利于促进疾病的早期诊断。 PSA筛查的最终目的是降低肿瘤死亡率,关于这方面的争论源于两项分别在美国和欧洲开展的大型临床试验PLCO研究和ERSPC研究,这两项研究在目前的随访时间下得出的结论是55-69年龄段男性接受前PSA筛查的生存获益有限,基于此数据AUA指南建议这一年龄段的男性应被充分告知PSA检查的益弊后才进行检测。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是西方国家的情况,目前尚无数据证明在亚洲国家大规模开展PSA筛查已有过度诊疗的趋势,亚洲和欧美国家前列腺癌诊断、筛查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盲目鼓吹PSA筛查会导致过度诊疗的观点并不可取。 比较东西方国家的前列腺癌诊断现状我们会发现,加拿大在经历了长期规范的PSA筛查后,流行病数据显示在PSA筛查地区年轻男性伴低危、早期前列腺癌的诊断率确实所有上升,但来自已经有PSA筛查规定但执行尚不规范的日本数据则显示接受PSA筛查人群中仍有70.4%的患者被诊断为有临床意义的前列腺癌,同时经PSA筛查诊断的前列腺癌患者预后优于经非筛查手段或临床症状就医确诊的患者,这些数据都支持继续推广PSA筛查在亚洲国家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所谓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是在出现PSA筛查所致的前列腺癌初诊“良好”疾病阶段转换现象后才会面临的问题。 理想的筛查体系应能在降低死亡率、改善费用收益比和减少过度诊治、维持受检者生活质量之间达到平衡。比如个体化设定检测间隔时间、界定穿刺活检阈值、限定筛查年龄上限等手段来达到此目的。亚洲地区除了日本现在还没有官方推行的PSA筛查指南,所以每个地区亟需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PSA筛查指南。尽管目前针对PSA筛查的争论离达到一致的意见尚有距离,但PSA水平在整个前列腺癌诊断和治疗的生命周期里仍会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PSA筛查是提供信息的手段,或许作为临床医生更多应该思考是如何充分利用患者信息制定诊疗策略。相信随着医生对前列腺癌治疗认识的加深, PSA筛查提供的信息将能更好的与其他新的疾病预后因素结合起来,指导患者和医生共同决定一下步随访、诊断和疾病治疗的精准医疗方案。
许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连续数周都感到身体某部分有莫名其妙的疼痛,或者觉得最近特别累。于是你去看医生,医生也许会给你做一两项检查,但却找不出导致这些症状的原因。 尽管做了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医学检测,但现实是许多症状,如疲惫、头疼,都无从解释。大部分情况下,在医生排除了重大疾病的可能后,病人就放心了。但还有一些病人依然被神秘的症状所困扰,一次又一次地回去看医生,担心自己可能得了什么医生没有发现的恶疾。 现在,对那些被医学上无法解释的症状所困扰的病人,一些家庭医生和内科医生正采用认知行为疗法和放松疗法等治疗方式,帮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症状。 这反映出,对此类症状给予过多关注通常会使病人感觉更糟。这类治疗方式的目标是教会病人和他们的症状和平共处,并将其视作无害的,甚至对其视而不见。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类治疗方式能够减轻症状,并缓解这些症状带来的忧虑(这一点也许同样重要)。 无法解释的症状令医生和病人同样沮丧。病人可能会感觉他们的担忧没有得到认真对待,似乎一切都是他们臆想出来的。医生则可能会觉得无能为力──还可能因为被这些病人占用了时间感到不满。 纽约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医学中心家庭医学部副主任苏珊·H.麦克丹尼尔(Susan H. McDaniel)说:“大多数人并不想听到‘实际上我也不清楚’之类的话,但事实常常是,我们的确不清楚。” 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精神病学教授阿瑟·巴斯基(Arthur Barsky)称:“我们认为好的结果并不一定是症状消失,而是它们不再给人带来困扰或忧虑。” 医学上无法解释的症状极其普遍。2011年一项针对620名德国初诊患者的研究发现,医学上无法解释的症状占了所有已报告症状的三分之二。这项研究发表在《心身医学》(Psychosomatics)杂志上。其它研究估计,美国10%至20%的初诊病人都有医学上无法解释的症状,而且这些症状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病人的健康。约5%至7%的人有着更为严重的精神疾病──躯体化障碍,这些病人的症状(既有医学上可解释的,也有不可解释的)持续超过半年,并伴随着严重的焦虑。 这和疑病症不同,疑病症指的是病人没有任何身体症状或者症状轻微,却疑心自己患上了严重的疾病。疑病症已经不再是一个诊断术语,最新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中,疑病症已被“疾病焦虑障碍”一词替代。 任何症状都有可能是医学上无法解释的。最常见的有疲劳、背部疼痛、头疼和腹痛,医生说。头晕、眩晕和麻木有时候也无法找到确切的医学原因。 汉娜·莱特曼(Hannah Letterman)在17岁读高中时突然觉得恶心、头疼、头晕。她说:“当时,我可以感觉到我被自己的双脚困在原地兜圈子。我没法阅读,没法做功课,和人说话都只能持续几分钟。”莱特曼现年19岁,正在纽约州罗切斯特读大一。 这种感觉持续了几个月。她去看了好几名医生,做了许多检测。最终,在罗切斯特大学癫痫中心,她转诊到了心理学家威廉·沃森(William Watson)处就医。沃森博士让她写症状日记:记下那些似乎导致症状减轻或加剧的行为、思想和感觉。莱特曼说,在每周一次的心理治疗期间,她试着努力“真正接受自己的情绪,不管它们是什么”。这种方法见效了。莱特曼说,现在她还依然有些剩余的症状,但身体功能“已经完全恢复了”。她最初觉得,将自己的症状归结为心理原因愚蠢可笑,但现在她慢慢接受了这一观点。 密歇根州立大学人类医学院(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College of Human Medicine)医学和精神病学教授罗伯特·C.史密斯(Robert C. Smith)说,一些带有医学上无法解释的症状、几乎每月去看一次医生的患者,可能有着潜在的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引发了这些症状以及“求医”行为。他说,“这些症状是患有潜在精神疾病的危险信号”,如抑郁或焦虑。 史密斯博士和同事研究出了一种针对初诊患者的疗法。它包括了抗抑郁药,并去掉了会导致抑郁加重的麻醉止痛药,再辅以放松疗法、锻炼和其它方法。 《普通内科医学》(Journal of GeneralInternal Medicine)期刊2006年发表了一项针对206名病人的研究的论文,这些病人在该项研究前平均每年看医生的次数超过13次,检查发现其中约60%的患者有严重的抑郁症。相较于控制组,那些接受了治疗(四名执业护士一年内探访患者12次并对其进行治疗)的人心理困扰减轻,并且能更好地应对病症。 2013年发表了论文的一项研究针对89名病人进行了调查。这89名病人因医学上无法解释的症状频繁地去看初诊医生,并对自己的健康状况非常担忧。巴斯基博士和他同事在该项研究中发现,认知行为疗法和放松训练都会缓解症状,并改善精神状况,减轻症状带来的损害。研究结束后的一年内,这些患者看医生的次数减少至平均大约8.8次,而研究开始前是10.3次。 认知行为疗法分为四至八个阶段,由执业护士或接受过多次研习班培训的内科医生助理来实施。巴斯基博士说,治疗时,护士或医生助理会首先教患者改变他们对于健康和病症的“不良理念”,如认为“健康就是没有任何病症”的错误观念。然后引导他们戒除“不良的疾病行为”,如过度在网上搜索关于自身病症的信息或是不停看医生以寻求一个诊断。 患者还被要求学着将注意力从症状上移开。一旦他们发现自己在想着这些症状,就马上转而去做一系列令人愉快的事情。接受认知行为治疗的病人还学会了冥想之类的放松技巧。 宾夕法尼亚州约克市(York)的家庭医生万达·法勒(Wanda Filer)说,她不会轻易将那些有着医学上无法解释的症状的患者推给一堆专科医生或是让他们做许多检测,她觉得这是一种“治疗灾难”。误诊的可能性会加大。你有可能“发现一个小囊肿,原本可能并无大碍,但却导致病人因此困扰不已”。 美国内科医师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主席、旧金山执业内科医生莫莉·库克(Molly Cooke)说,她的一些病人“非常善于观察”,特别是患有长期腹痛的人。库克博士对病人说:“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你是一个超级好的观察者。胃肠道的活动其实是很积极的,但很多人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对这一类症状模糊不清的病人,她会同他们商定一个时间期限继续进行探查。如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或几周内病症依然困扰着他们,根据情况,她会对患者进行更多的检测。她说:“我希望,这类模糊症状会消失或是被其它一系列症状所取代。许多人觉得,没什么症状就去看医生不是太好。”
肾癌是原发于肾脏的常见恶性肿瘤。据全国肿瘤登记年报,2009年中国肾癌发病率为4.5/10万,死亡率为1.46/10万。而来自北京癌症登记中心的数据表明,肾癌发病率增速排在所有恶性肿瘤之首。 肾癌也算“富贵病” “肾癌在发病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城市发病率高于农村,二是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通常男女患者的比例可以达到2:1。”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助理、泌尿外科主任医师马建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男性的肾癌发病率已经从10年前的1/10万上升至10/10万,且发病率还在以每年6%左右的速度递增。 在马建辉看来,高蛋白、高热量、高脂肪的饮食习惯和高酒精、高吸烟的生活方式都是导致肾癌近年来发病率大幅提高的主要原因,“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明确的肾癌致病因,但吸烟、肥胖、高血压都是已知的与肾癌危险因素。” “肾癌也可以算是一种富贵病。目前肾癌发病情况在全世界都呈现出逐年走高的态势,而我国的肾癌发病率已经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马建辉说。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何志嵩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在2009年曾面向全国20家大型医疗机构作过一个关于肾癌的2000人连续登记,结果发现中国人肾癌中位发病年龄在50~60岁,这一数字比国际水平提早了将近10年。 “当时作这项登记时,原计划是让每家医疗机构分别登记100名肾癌患者,但在实施中发现,北方的医院基本很快就可以完成统计,而有些规模很大、其他恶性肿瘤患者数量很多的南方医院甚至都很难完成这100例患者登记。因此从这个情况来看,我们或许可以作出这样一个推测:北方地区的肾癌发病率高于南方。”何志嵩说。 早期治愈率超过八成 肾癌的发病率逐年走高,但相比其他恶性肿瘤,肾癌的早期发现并不困难,只需进行一次简单的B超就可以起到筛查作用。 “早期肾癌通常不会表现出明显症状,因此在B超和CT等影像技术没有全面普及时,患者多会在感到明显不适,或出现一定症状后才来就医。”何志嵩告诉本刊记者,医学界把血尿、腰腹疼痛和腹部肿块称为肾癌“三联征”,一旦出现这些症状,肾癌往往已经发展到了中晚期。 “近年来,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和常规体检的日趋普及,有接近70%的患者都是在体检时通过B超发现自己患上肾癌的,而这些人由于发现较早,治疗效果也往往比较乐观。”何志嵩表示,相比肺癌、肝癌等危险程度较高的恶性肿瘤,肾癌属于外科手术可治愈的瘤种,只要发现及时,超过85%的早期病例都能做到彻底治愈。 据本刊记者了解,早期肾癌的手术治疗效果之所以相对较好,是因为肾癌的瘤体外部通常都会有一层包膜包裹,正是在这种“隔离”作用之下,癌细胞的转移风险被大幅降低。 “只要肿瘤没有突破这层包膜,术后接近90%的患者都不会出现复发和转移。”何志嵩介绍,2009年那场2000人的肾癌连续登记显示,有87%的肾癌患者都属于一期或二期的早期肾癌患者。 “我建议40岁以上人群每年都应进行一次体检。”马建辉解释,直径在7厘米以下的肾癌都属于早期肾癌,而目前的B超影像检查甚至可以发现直径0.5厘米的肿瘤,“B超检查是最准确的,且无痛无伤害的肾癌排查方式。” 手术治疗安全第一 早期肾癌的手术治疗效果很好,但受到“肾乃生命之本”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少男性患者会在确诊后不顾自身情况要求医生在手术中务必保肾。 何志嵩认为,保肾手术是有一定先决条件的,必须在安全、有效的前提下,再考虑是否可以保肾手术。“通常来说,4厘米甚至是7厘米以下的肿瘤我们都可以进行保肾治疗;另外对于那些原本就只有一个肾,或者另外一个肾脏功能也并不理想的患者,我们也会考虑保肾治理,但保肾手术的难度与风险比根治性治疗(即摘肾手术)要高得多。” 针对那些在确诊时已经出现扩散和转移,无法通过手术实现治愈的肾癌晚期患者,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式是靶向治疗。 “靶向药物的主要原理是让肿瘤得不到营养供应,它虽不能像传统化疗药物那样把肿瘤细胞‘杀死’,但可以把肿瘤变成和糖尿病、高血压一样的慢性病,即使无法彻底治愈,却能抑制肿瘤生长,让患者带瘤生存。”但何志嵩也表示,一种靶向药物通常只能抑制肿瘤的一条生长方式,由于肿瘤自己会寻找其他通路,所以不少患者在稳定一段时间后,病情还是会出现再次进展。 在不使用靶向药物的情况下,转移性肾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大约在13个月左右,而靶向药物可以将患者的生存期延长到两年以上。 “靶向药物对肾癌患者的临床获益率可以达到70%~80%,但是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有些时候,药物的使用效果还没有表现出来,患者会因为出现一些不良反应而拒绝用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也感到十分无奈。”何志嵩说,患者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下尽量克服不良反应,争取获得更长、更好的生存期。